开拓期从1807年开始，因为这一年新教（基督教）的宣教士马礼逊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开始传教。

第一节   社会与政治的背景

一、十九世纪的欧美情况

 

二、中国清朝的情况

第二节    十九世纪初中国的传教情况

一、当时主要的宣教士

    

（一）马礼逊

他是更正教在中国的开路先锋，他在主后1807年来到中国，至1834年去世，共逗留了二十七年。他在艰难的环境中，拚尽了整个人的生命去工作，为基督教在中国的福音工作，奠下了一定的基础。

马礼逊在1782年出生于英国那森伯兰（Northumberland）的摩帕司（Morpeth），父母亲都是基督徒。他在年少时很放荡，16岁时认罪、悔改，得到了新的生命。不久被神感动，愿意到最有需要福音的海外去宣教。为了装备自己，他再进学校念书，研究医学、天文学和中国语文。终于在1807年25时受英国伦敦会的差派来到中国传福音。但来中国传福音的道路，荆棘满布，困难重重。由于当时的东印度公司拒绝宣教士，他只得取道美国，后曾经有一个人讽刺马礼逊说︰”你以为你真的能够改变那古老大帝国拜偶像的恶习吗？”马礼逊回答︰”不!我不能够，可是，我相信神能够改变中国。”他就是这样因着信心来到中国。并于1807年5月12日马礼逊从纽约乘“三叉号”帆船前往中国，当年九月七日（嘉庆十二年）抵达广州。期间共经历113天的风浪。当年马礼逊25岁。

（二）郭实猎(又称郭立士)(Karl Fariedrich Gutzlaff)（1803-1851）

郭实猎是一个多采多姿的人物，一身兼为学者、医生、探险家，是初期宣教士中著名人物之一。

郭实猎于1803年生于德国普鲁士朋麦恩（Pomerania）一小镇上。在15岁时，他便献身于宣教事工。18岁入柏林宣教学样攻读。20岁往荷兰鹿特丹，由荷兰信义宗宣教会接纳。

1827年一月六日，他抵达巴达维亚与麦都斯一起同工，此后他到了新加坡。1929年他加入伦敦会，并与英国的纽慧和女士（Mary Newell）结婚。她是于1827年抵马六甲的第一位女宣教士。

（三）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 (1801-1861年)

    主后1830年，美国公理会差派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来中国。他在广州学习中文，不久，他又办了一间学校，并出版一份刊物和从事印刷工作，这刊物名“中国丛报”。他虽然没有公开传福音，但愿意默默地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在三十年内，裨治文在中国创办和参与了五个传教组织：广州基督徒联合会、 创办《中国丛报》、“益智会”(即在华实用知识传播)、“马礼逊教育协会”、中华医药传教会。

    他也强烈批评清朝政府的闭关政策，他说：”如果让沉默政策持续下去，那就使所有商业关系得不到改善，慈善事业就会告终，当地球上每个角落正在继续前进，艺术科学正在发展，而在中华土地上就会得不到发展，知识和上帝之道可以在其他地方宣扬，但不能在这个帝国传播。” 

（四）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是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医生，由美国公理会差派到中国。他在医学方面受过专业的训练，在神学方面也有研究。他来中国的目的是全时间为中国人服务，做个传教士医生，借着行医，为主作美好的见证。为了使中国人民早日得着福音的好处，他甘心乐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

    虽然当时来中国的传教士很多，但有的“不得其门而入”，有一些虽然来了，却没有被人记念。有关十九世纪初到中国的传教士，我只能略略介绍以上这三位。

有许多传教士来中国后，遇上中外关系变坏，于是被牵涉到纠纷的漩涡中，以致有不少同胞对传教士存成见，把他们的努力都解释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非常可惜的。虽然传教士由于不了解我们，犯了一些错误，但我们也因文化不同对他们亦有误解。然而他们的出发点是值得敬佩的，他们为了遵行神的旨意，愿意把自己个人的祸福都抛在脑后，这是很值得我们敬佩的。

总的来说，在中国的国门未开之先，在宣教士的彼此影响下，共有七个宣教会代表信义宗、长老宗、圣公会、浸信会、美国公理会。他们不是为名为利，而是抱着牺牲的精神，来华传扬基督的福音，使人得救，并积极开展各样事工来造福中国人民。

二、西方宣教士在广州的联合组织

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宣教士是不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传教的，但西方商人却被准许进入广州，长期设置商馆，派员驻守。西方商人中有如美国人奥立芬(D.W.C.Olyphant)这样热心的基督徒，极愿协助宣教士在广州及周围地区从事宣教活动，并出资支持各国各宗派的宣教士成立联合组织，共同推动宣教及慈善事业。

西方宣教士在广州成立的第一个联合组织，是“广州基督教联合会”(The Christian Union of Canton)。该会于1930年问世，首期会员共七位:马礼逊、雅裨理(David Abeel)、 裨治文(Elijah C Bridgeman)都是发起人。联合会决定设立一处仓库和图书馆，并且着手编印中文圣经课本，供中国学生使用，另外还为“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筹措了第一年的经费。不过，这个组织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后来就再没有关于它的任何记录了。

第二个联合组织，是成立于1834年末至1835年初的“实用知识传播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其目的是向中国人传播西方当代实用知识和基督教信仰，成立后不久就出版了世界通史、英国史及“伊索寓言”等书籍。但该组织同样未能长期发挥作用，四年后便消声匿迹了。

第三个联合组织，是“马礼逊教育协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第四个联合组织就是成立于1838年的“中华医药传教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首任主席是柯列治(T. R. College)，伯驾医生、裨治文、赖伊(G. T. Lay)等任副主席。该会的宗旨是用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医药帮助贫病交加的中国人，用爱心的服事见证神的爱，在医治的过程中向病人及家属传福音。该会也在把西方先进的医药知识传递给中国人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当时所采用的传教策略和结果

1、文字工作。

2、发展华侨的福音工作。

3、发展教育工作。

4、个人布道工作。

5、医疗事业。

第三节    中国本土的教会

一、蔡高——第一位中国基督徒

蔡高生于1788年（乾隆53年）广东香山（后称中山）人。十六岁时丧父，后随其兄蔡兴（又名蔡卢兴，为译音）往广州刻字印书。1810年蔡兴承印马礼逊所译的使徒行传，因属非法，故取高价，并命蔡高为监工。因此蔡高开始慕道，参加马礼逊在居所举行的礼拜、读经、祈祷。1812年9月8日决心信主，请马礼逊为他施洗。经过两年考验后，他自己和他所写的信仰志愿书，都被马礼逊认为合格。领洗地点在澳门“东望洋”海滨一个幽静的小山侧，马礼逊在关于蔡高受洗的记录说：“1814年7月16日，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蔡高施洗礼。其人之品性与志愿，上面已记述。施洗地在濒海高山之麓，有泉汩汩流出。其地幽僻，人所不见。恳求我主以耶稣之宝血涤其罪恶，以圣灵之感力洁其心灵。祝其成为将来大收获之初果，成为归信得救将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之一。”

后来蔡高的长兄蔡兴于1822年也从马礼逊受洗，再者他弟弟蔡亚三也归信福音。

关于蔡高之后的消息不甚清楚，有说他于1818年死于痨疾；有说他于1819年为道而死于狱中。另有记载他于1846年被清吏逮捕下狱指他为别教匪徒，于同年六月初三日，死于狱中。

简又文先生说：“多年之后，澳门的伦敦会志道堂教友捐资建‘蔡高堂’以纪念此第一位中国基督徒。”

二、梁发——第一位中国传道人

梁发于1879年生于广东肇庆府高明县三洲古劳村。家境贫穷，直至十一岁才入村塾，只受了四年教育。1804年，十五岁时他不得不离家，往广州谋生。初学制笔，后学刻印木版，暇余时间他努力研究文学。1810后他到一印刷所工作，此印刷所恰巧是印刷马礼逊、米怜所译的中文圣经，于是他与米怜相识。1815年米怜去马六甲开设英华书院及印刷所时，梁发被雇为印刷工人之一，因常与米怜接触，渐渐的成为热心慕道之人。1816年的一天，他问米怜肯否为他施洗。米怜说，他若肯悔改信主，并遵行主道就行，梁发答应。当天米怜为他施洗，成为中国第二位基督徒，时为1816年11月3日。

1819年四月，梁发回故乡看见乡亲们沉迷于偶像崇拜，便写了一本小书《救世录撮要略解》。这是第一份华人所著的布道文字资料，共37页。他将全稿请马礼逊鉴定后印了二百本，以便分赠亲友。不幸的是被人告发而被捕，马礼逊请华商讲请，仍被打三十大板，并罚七十元，才予以释放。

1820年梁发再次回家，感化妻子信主，并给他施洗。她是中国的第一位女信徒。并且三年后即1823年，梁发再度回家，携幼儿去见马礼逊领受洗礼，取名梁进德。可以说，这是华人第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当年十二月，马礼逊返英前，立他为传道人。1827年，马礼逊又特别按立他为华人牧师。

1828年正月，梁发给他所领信归主的少年人古天青施洗，并与他一同设一所私塾，这是中国基督教在内地设立学校之始。可惜私塾不久被封闭，梁发被赶到澳门。后来随着中英关系的恶化，中国政府视基督徒为卖国贼，梁发的同工中有被捕下狱的。梁发得裨治文之助，携子逃往马六甲，从此极少数的华人信徒也四处分散，且无牧人。到马六甲后，梁发继续宣讲福音。1839年他再回广州，那时正是中英备战之时，于是他极力阻止战争发生，他去访问当时广州英领事马儒翰。并指出，如果英国政府派遣军队来杀害中国人，此后中国人再也不会接纳圣经和听英国宣教十讲道了，所以请求他为基督教着想尽力阻止战争发生。只是一个领事根本无法阻止国家的整体行动，后来战争终于爆发。而梁发的话也不幸言中，这些战争日后成为福音极大的拦阻。

此后，梁发在粤、港两地努力传道。当他年老体弱时，儿子曾劝他不要过劳。他回答说：“我信道已四十年，外国弟兄尚且不远万里来传福音给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怎忍放下不传呢？最后一息也要传福音给人阿。”他在临终前两天，还在医院讲道。

梁发不单是第一位华人牧师，他也是第一位华人基督徒的文字工作者。梁发虽未受过高深教育，但因他热心爱主，所以在传道工作之余还给中国教会遗留下若干著作。他的笔名为学善者或学善居士，在他的著作中，以《劝世良言》最为著名。此书于1832年在广州出版，这是一部奇书，共九卷、235页、约九万字。各卷提名为：卷一，真传救世文；卷二，崇真避邪论；卷三，论真经圣理；卷四，圣经杂解；卷五，圣经杂论；卷六，熟学真理略论；卷七，安危获福篇；卷八，真经格言；卷九，古经辑要。书中内容大略是劝人信仰真神上帝，勿信假神迷信、邪说异端；要专心向主，重存道，戒酒色财气、偷窃、说谎；要守安息日等。洪秀全就从此书初识基督教。邓嗣禹曾说“《劝世良言》是一部惊天动地的书，因为此书是‘太平天国’宗教的圣经，是洪秀全宗教知识的源泉”。此外，梁发还写有其它的一些书，诸如自传《熟学圣经略论》；有关基督徒责任的《真道问答浅解》等。

1885年4月12日，梁发病逝广州，享年66年。1918年，岭南大学当局把他的遗骸迁葬到校内的中央大礼堂下，以示尊仰。

三、中国本土教会的建立

在开创时期，传福音给闭关自守仇教反教职工的中国人，其间的艰险是可想而知的。未婚的宣教士在别进离乡，到举目无亲的异国，一方面要时刻提防被青政府发现，另一方面常感寂莫孤单；已结婚的宣教士却有其它更多的顾虑——对妻儿的顾虑。一方面因为水土不服，二方面因为环境、生活习惯迥异，三方面因为压力太大、顾虑太多；四方面因西方人的体质以圩疾病缺少中国人的抵抗力，所以许多宣教士遭受丧妻失子的悲哀。而信了主的中国基督徒所受的苦也不亚于宣教士，他们要受政府的逼迫，朋友的辱骂，亲人的恨恶。但即便如此，宣教士们与早期信主的中国基督徒慢慢的开始了中国教会的实质性运转。

第一个华人基督徒蔡高信主后的聚会无史可考，但梁发受洗后，有现存的历史可考知他于1816年由米怜施洗后，继续参加米怜主持的崇拜。可以说1816年就是中国教会建立之始。

但在中国本土完全由华人组成的教会，可以算是于1820年建立在广东高明县梁发的家里。那时他为妻施洗，夫妇二人便在家里崇拜，成立了家庭教会。1832年马礼逊来华25周年报告书中，说那时有中华传道人梁发、屈昂、及李新三人，并共有受洗华人十名。而且1834年马礼逊去世前，在他广州寓所，有中国信徒参加崇拜。1835年一月十五日，马儒翰与裨治文发表一通函，内中明显提到广州有一间小的华人基督教会，并列出名单。今摘录如下：

梁发，48岁，传道人。

屈昂，50岁，传道助理。

黎氏，31岁，梁发妻。

梁进德，15岁，梁发子。

梁亚沾，11岁，梁发女。

李新，31岁，砖匠（据云1834年受政府逼迫以后，他怕与西洋人往来）。

周亚生，25岁，制笔匠（在上述逼迫中被捉，背道卖友）。

吴亚清，31岁，印刷助手（受逼迫，逃往新加坡，成为美公理会主要印刷人）。

梁亚道（译音），28岁，制笔匠。

梁亚新（译音），24岁，制笔匠。

亚深（译音）。

亚福（译音），梁发助手。

刘庶泉（译音）38岁，秀才。

赵清（译音）秀才。

梁发曾给以上名单中几位施洗。他另外施过洗的几位却不在以上所列的名单之内。这个小教会开始时既无固定的地点，也无定期的主日崇拜。直到1835年11月4日伯驾医生在广州开设博济医院，才得以开始在医院内有定期的聚会。

在开拓期，除了在中国大陆建立教会，在南洋的华侨中因为没有清迁的禁令和逼迫，所以较早、较易建立了教会。其中有澳门华人基督教会；马六甲的华人教会——这也是开拓时期华人教会中人数最多的；在爪哇的马达维亚和槟榔屿、新加坡、曼谷、婆罗州这些地方都开始建立了华侨的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