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苦难期（1949-1976）

1949年十月，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节   三自运动期间(1949-1958年)

1950年十一月，韩战的爆发，全国展开了抗美援朝运动。

成立“抗美援朝三自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以作为一个基督教新的领导机构。共推吴耀宗为主席，陈见真、陈崇桂、邓裕志等为副主席。

举行控诉会。控诉的对像是美帝主义传教士中的特务份子和中国基督教中的败类。被指名控诉的包括美国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毕范宇(F.W. Price)、骆爱华。华人则为梁小初(青年会)、陈文渊(卫理公会)、朱友渔(圣公会)及顾仁恩(独立传道会)等人。控诉的罪名都是指他们与美国有关系。此次控诉会在教会内举行乃是首次。也开启日后各地教会控诉斗争的序幕。

1954年9月，三自会在北京举行控诉会，控告王明道：①反对政府，言行与政府政策不一致；②不参加三自爱国运动；③讲章极端个人主义，且用意不明。1955年8月7日，王明道夫妇与18位同工一起被捕。紧接着，北京“基督徒会堂”遭查封。9月14日，广州“大马站聚会所”遭查封，林献羔等人被冠以 “王明道分子”被捕。各地很多不参加控诉会的都被指属于“王明道反革命集团”而被捕判刑。

第二节   三面红旗期间(1958-1966年)

1958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发动了三面红旗大跃进运动。三面红旗指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大运动。又因此三大运动都是指向社会主义改造的跃进计划，故又称“大跃进”运动。整个大跃进运动共推动约有八年之久，至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方告停止。

一、大跃进时期

（一）历史背景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于是在全国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当年8月，中共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号召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由于离年底只有4个月的时间，全国迅速掀起了大炼钢铁的运动。结果炼出了一批土钢土铁。

与“大跃进”同时出现的是“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仅短短几个月时间，全国99%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全国农村实现了公社化。所有的生产资料、财产、土地和劳动力全部公有。公社社员实行按劳分配，每天评工分数，年终结算。一天10工分为满，妇女工分数由于劳动消耗较低，一般工分也评得低一点。年终结算时，城郊农民幸运的话，每天可得一元左右，而偏远乡村的农民则只有二角左右。此举大大的影响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各地虚报粮食产量，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更让中国雪上加霜。此次的灾难为中国历史上罕见，许多城市里的人纷纷迁至农村，以求“啃树皮”得存活。因饥荒饿死的人数达千万以上，1960年，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4.75%，出现中国历史上少见的负增长。

而且因大跃进运动使全国人民都被召动员，投入极忙碌的生产活动之中，使得定期聚会礼拜因无人参加而停止。尤其是日以继夜大炼钢铁，更使得教友已无时间往教聚会，而圣职人员忙于政治学习或参加劳动，在工厂或农场工作，离开教会，迫使聚会停顿和教会关闭。

二、修正主义时期

（一）社会情况

1959年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决议整顿人民公社的组织和经济管理。四月，中共政府召开第二届人大首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

从1962年起，国民经济开始逐步恢复和发展，1964年，中国成功的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标志着在现代科学技术方面取得重大成就。1965年，中国实现了原油和石油产品全部自给，中国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宣告终结。

（二）宗教情况

在这一时期，因修正主义抬头，党的宗教政策还是推崇信仰自由，基本上对宗教还是采取温和政策。

（三）教会情况

1960年，因政策的宽松，教堂开始复苏，参加的人数也开始增加。但他们主要是以往被迫离散的人，且以老人居多。大多数的信徒更愿继续以秘密的方式聚会，如在温州有人起来负责这种家庭型的聚会，仅市区就建立了二十来个聚会点，另有牧者担任探访、联络、讲道的工作；在汕头一农村便有几个家庭聚会点，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一百多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小组的形式，在不同的家庭中祷告、查经、团契。他们在一起，透过彼此的分享、见证可互相支持和鼓励。贵州葛布地区据当地的报导，当地自由传道人达674名，超过原来教会正式传教人员的20倍。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缘起于1965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上海的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抨击刘少奇所领导的政治体系，展开了日后全国性斗争的序幕。

    在文革的十年内，基督教会受到最炽烈的冲击与挑战。当中的历史可分成几个段落来说明：

1、文革的头三年，教会受到空前的破坏，教牧与教友受到暴虐对待。

当时红卫兵群众，在意识思想上已成极左的狂热份子，在意识形态上，对宗教极度仇恨。当提出破四旧——“旧文化、旧习惯、旧思想、旧风俗”的口号时，他们如猛虎出押，而基督教会又有“四旧”的形象，故首当其冲，遭暴虐破坏。他们捣毁教堂，凌辱信徒(剃光头、游街示众，戴高帽)，焚烧圣经。在这种无情而彻底的打击下，各地的基督教会被迫停止公开活动，基督教徒再经历一次苦难的煎敷。

2、到了文化大革命武斗结束的1969年之后，对基督徒私刑与暴虐，公开凌辱的情形已大为减少。

3、到1971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基于宗教政策上的应用，认为宗教应为外交所用，于是应巴基斯坦大使馆之请求，在北京重开米市街教堂，但只供外人与外籍游客使用，中国基督徒仍禁止入内礼拜。

4、1971年后，在全国各地，基督教徒透过家庭聚会的方式聚会崇拜。这种后来被称为“家庭教会”的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