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复兴期

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来看，复苏的分水岭应为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对于中国教会而言，复兴的时间相应要早些时候。严格的说，应从70年开始计算，因为此时，中国各地教会开始出现特别的复兴之火。这时期的复兴是神特别预备和祝福而带来的。为了让弟兄姐妹对历史有个时间上的分界，在本书中，将文革结束即1976年算为复兴期的开始。

壹、复兴的预备

一、人心的预备

文革期间的破坏把中国人固有的信仰统统废除，导致中国人的心灵空虚、信仰无根，一方面相信人定胜天，一方面却不得不陷入人为的悲剧之中。再者随着国门的打开，国人忽然发现，外面光景一片灿烂，就连“小日本”都比国内要好，西方国家的经济更是与国内不在一条起跑线上。出国成了许多人发展的梦想，“崇洋媚外”的思想开始占据人心。

二、环境的预备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和任务，中国开始走改革开放之路，很快的中国开始崛起。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紧接着中国北京申奥成功；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这一东方古老的国家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崛起。

与此同时，中国教会经过苦难的洗礼，原先的宗派割剧的局面被打破。复兴初期的教会再也不提是哪个宗派，大家同心合意，做好教会的事工和福音的开拓。

贰、复兴的见证

随着中国国家经济的复苏，中国的教会早已走在前头。早在文革期间（70年代），中国教会在苦难的重压面前得到了神的特别祝福，开始兴起。当国门敞开时，教会开始在各处显出复兴的迹象来。

温州与温州模式

温州在中国处于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但早在1867年7月，英国内地会的“独脚”宣教士曹雅植来温传道并建立教会。后来宋尚节也来此开过奋兴会。到了1951年温州已有817个教会，信徒总计约有95,310人。

1970-1972年间，出现大复兴，无论在城市或农村，福音广传、聚会点剧增。城市和市效的聚会点接近600个，小型的有60-70人聚会，大的有二、三百人，甚至曾有1000人一起聚会，地点在农村一座大房方，院子外，另搭起一座大棚架，再盖上塑料布。有的村子全村信耶稣，有的非基督徒也为自己能唱一首基督教的歌曲感到荣耀。在此期间，全市的基督徒达四至五万之多。基督徒的人数已占总人口10%以上。

改革开放后，温州人开始走出家门，到处经商，有人称“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他们所到之地，发挥温州人吃苦耐劳的精神，成为温州第一批富裕的人。也因为温州人肯吃苦，肯拼搏的精神，温州商人被称为商界的“中国的犹太人”。

在这种潮流下，有许多的基督徒也在其中。有的是因为家境困难不得不出门经商，有的开始是因为金钱的诱惑下海出门，有的人是因为生意的扩大……但不管哪种起因，这些外出的温州基督徒开始在所到之地传福音、建立教会。

二、河南与安徽教会

1970-1971年，中原的教会开始增长，到了73-74年更出现了当地人所谓的“信耶稣风潮”。差不多每个大队都有聚会，有些有好几百人参加，最小的聚会，也不少于50人。当时有个大队在开“党的政策”大会前，队长宣布：“我们先祷告，祷告后才宣讲政策。”

三、东北教会大复兴

在复兴的时期，有两首东北人心里的诗歌也许是其中的一个表达，一为“举起信心双手”，它唱出了东北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对真道的渴慕。在那一段时间，很多从东北寄出的信件里都传达一个消息——来帮助我们吧，我们太需要真理的供应了。一为“爱主的母女俩”，它唱出了东北的弟兄姐妹不单看到自己的需要，也开始关心布道与宣教的事工。并且诗歌中的主角就是要前往戈壁滩传福音。

到了90年代东北三省开始有些彼此的联络，进一步的推动整个地区教会的复兴。以至于很多人说，九十年代是东北教会的时代。我本人所在教会的一个牧者说“一个服事主的工人，东北是起码要去一趟的”。

四、培训事工

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如学道班、查经班、读经班、同工退修班、领袖进修班、个人布道培训班、女众查经会、治理同工培训聚会……。

五、中青年的持续兴起

除了上述的情形，中国教会在近期的复兴，还得益于青年一代的兴起。各地教会尤其是城市教会开始广泛的建立青年团契。

中青年一代的兴起给教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来媒体和舆论所说的“信耶稣都是老的、有病的、无知识的人群”。同时也为教会的持续复兴带来了后续的动力。

六、海归派的影响

随着中国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许多海外华人教会作了一个相当不得了的工作，那就是专向中国大陆出去的留学生传道，他们信主之后，很多人回国创业。他们依然记得自己的信仰，开始在各自的范围内成为很好的福音使者。这些人有一个时髦的名称——“海归派”。

叁、继往开来

一、今天中国教会的格局

二、中国教会的宣教使命